孤獨的夜行人

四川赈灾:我们最应该记住的9个国家

孤獨的夜行人 — Sun, 22 Jun 2008 22:59:48 +0800

四川赈灾：我们最应该记住的9个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不仅全中国总动员，世界其他国家，也空前一致地提供了巨大的道义支持、物款捐助。正所谓患难之中见真情。对所有提供了道义、物款支持的国家，我们都心存感激，并会知恩投报。同时，以下的9个国家，我们尤其应该牢记在心。

沙特阿拉伯：国际捐助第一
    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沙特阿拉伯宣布向中国捐助5000万美元现金、1000万美
元物资，共计6000万美元，创下国际捐助中国震灾第一的记录。随着灾情的不断披露
和救灾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纷纷追加捐助，但截至炁子撰写本文的时间（5月31日20
点），尚未知有哪个国家的捐助额超过沙特。
    的确，沙特是个石油富国，的确，爱心不能以捐助额来衡量。但是，6000万美元
的第一记录，仍然值得我们特别记住。

巴基斯坦：帐篷战略储备100％送灾区

    截至5月25日，巴基斯坦捐赠中国灾区的帐篷总数达22260顶。两万多顶帐篷值多
少钱，姑且不论，但巴国获悉帐篷是灾区最紧缺的物资，竟然倾其战略储备，全部捐

给中国！这份情，是实实在在的义薄云天！

朝鲜：与中国同步鸣笛志哀

    朝鲜首都平壤市，于北京时间5月19日14时28分，与中国同步，拉响防空警报，汽
车停运并鸣笛。同时，并不富裕、自身灾害连连的朝鲜，还向中国捐出了10万美元。

莫桑比克：珍贵的4万人民币

    位于遥远非洲的小国莫桑比克，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年人均GNP不到80美
元，平均每人每天的收入，买不到1/3罐可乐。据说，该国领导人去联合国开会,有时
候窘迫到路费都无法解决。就是这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黑兄弟，捐出了价值无法衡量
的4万人民币！
   4万元，对我们很多个人都不是一笔大数目，何况整个中国，我们绝对不缺这点
钱。但是，这4万元来自近乎赤贫的小国，其意义弥足珍贵。南京的一位老年乞丐，倾
其所有捐出105元。股市上强行劫夺中小股民200亿浮财的券商们，捐出了1亿。从绝对
数量上看，1亿是105元的多少倍，然而，乞丐的105元背后，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乞丐
的高贵，远远不是那些心灵充斥肮脏铜臭的券商所能及的。
    莫桑比克献出的4万人民币，其珍贵恰如捐出105元的乞丐，值得我们倍加敬重。

    有这个五个蕞尔小国，个别邻近，大多遥远，没有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财力来捐
助，但是它们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与中国人民感同身受的悲伤。这种特别的方
式就是，为中国震灾设立“全国哀悼日”、所有政府机关降半旗志哀！

    这五个国家是：秘鲁（5月19日全国哀悼日）
                 汤加（5月21日全国哀悼日）
                 孟加拉国（5月21日全国哀悼日）
                 科摩罗（5月22日全国哀悼日）
                 佛得角（5月23日全国哀悼日）

父愛無邊---祝天下的父親們父親節快樂！

孤獨的夜行人 — Sun, 15 Jun 2008 15:10:02 +0800

    一、父亲节（father's day）简介
　　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相对于母亲节，父亲节是人们比较陌生的一个节日，是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士波肯市由杜德太太发起的。
　　而我国的父亲节起源，要追溯到国民时代。民国三十四年的八月八日，上海闻人所发起了庆祝父亲节的活动，市民立即响应，热烈举行庆祝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各界名流仕绅，联名请上海市政府转呈中央政府，定“爸爸”谐音的八月八日为全国性的父亲节。
　　虽然今日一般人对于父亲节的庆祝活动，不像对母亲节一般的重视与热闹，但是上帝在圣经中教导我们对于父母的关爱却是一致的，当母亲含辛茹苦地照顾我们时，父亲也在努力地扮演着上帝所赋予他的温柔角色；或许当我们努力思考着该为父亲买什么样的礼物过父亲节之时，不妨反省一下，我们是否爱我们的父亲，像他曾为我们无私地付出一生呢？

二、世界各地父亲节日期

2月23日：俄罗斯
3月19日：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圣约瑟日)
5月8日：韩国(双亲节)
5月28日：德国(耶稣升天节)
6月5日：丹麦
6月第一个星期日：立陶宛
6月第二个星期日：奥地利、比利时
6 月第三个星期日：阿根廷、加拿大、智利、中国大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法国、中国香港、印度、爱尔兰、日本、中国澳门、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荷兰、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6月20日：保加利亚
6月23日：尼加拉瓜、波兰
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多米尼加共和国
8月8日：中国台湾
8月第二个星期日：巴西
9月第一个星期日：新西兰、澳大利亚
11月第二个星期日：爱沙尼亚、芬兰、挪威、瑞典
12月5日：泰国（普密蓬·阿杜德国王的生日）

三、父亲节由来

第一个说法：

　　世界上的第一个父亲节，1910 年诞生在美国。

　　1909 年，住在美国华盛顿州士波肯市(Spokane)的杜德夫人(Mrs. Dodd, Sonora Louise Smart Dodd)，当她参加完教会举办的母亲节主日崇拜之后，杜德夫人的心里有了很深的感触，她心里想着：“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纪念父亲的节日呢？”

　　杜德夫人的母亲在她十三岁那一年时去世，遗留下六名子女；杜德夫人的父亲威廉斯马特先生(Mr. William Smart)，在美国华盛顿州东部的一个乡下农场中，独自一人、父兼母职抚养六名子女长大成人。斯马特先生参与过美国南北战争，功勋标榜，他在妻子过世后立志不再续弦，全心带大六名儿女。

　　杜德夫人排行老二，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女性的细心特质，让她更能体会父亲的辛劳；斯马特先生白天辛劳地工作，晚上回家还要照料家务与每一个孩子的生活。经过几十年的辛苦，儿女们终于长大成人，当子女们盼望能让斯马特先生好好安享晚年之际，斯马特先生却因为经年累月的过度劳累而病倒辞世。

　　1909 年那年，正好是斯马先生辞世之年，当杜德夫人参加完教会的母亲节感恩礼拜后，她特别地想念父亲；直到那时，杜德夫人才明白，她的父亲在养育儿女过程中所付出的爱心与努力，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母亲的辛苦。

　　杜德夫人将她的感受告诉教会的瑞马士牧师(Rev. Rasmus)，她希望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向伟大的斯马特先生致敬，并能以此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父亲。

　　瑞马士牧师听了斯马特先生的故事后，深深地为斯马特先生的精神与爱心所感动，他赞许且支持杜德夫人想推动「父亲节」的努力。于是杜德夫人在 1910 年春天开始推动成立父亲节的运动，不久得到各教会组织的支持；她随即写信向市长与州政府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提议，在杜德夫人的奔走努力下，士波肯市市长与华盛顿州州长公开表示赞成，于是美国华盛顿州便在 1910 年 6 月 19 日举行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

　　1924 年，美国总统科立芝(Calvin Coolidge)支持父亲节成为全美国的节日；1966 年，美国总统詹森(Lyndon Johnson)宣布当年 6 月第 3 个星期日，也就是斯马特先生的生日月份为美国父亲节；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签署正式文件，将每年的六月第三个主日，订为全美国的父亲节，并成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

第二个说法：

专门用一天向母亲表示敬意的想法是1907年在美国首先提出来的。2年以后华盛顿州的一位妇女约翰·布鲁斯·多德夫人提出应有类似母亲节的一天来向一家之长的父亲表示敬意。多德夫人年幼丧母，由父亲把她带大。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

在多德夫人提出她的想法的同一年－－1909年，华盛顿州州长作出反应，宣布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父亲节。这个想法在1916年被伍德·威尔逊总统正式批准。1924年，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建议把父亲节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以便“在父亲和子女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并且使父亲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任”。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花。

父亲节在全美国作为节日确定下来，比母亲节经过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建立父亲节的想法很得人心，所以商人和制造商开始看到商机。他们不仅鼓励做儿女的给父亲寄贺卡，而且鼓动他们买领带、袜子之类的小礼品送给父亲，以表达对父亲的敬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英国的美国军人要求得到父亲节的贺卡寄回国内。美国军人的要求得到英国贺卡出版商的回应，因而印制了贺卡。虽然英国公众对这个人为节日接受缓慢一些，但今天英国在六月里第三个星期日也热烈庆祝父亲节，和美国的庆祝方式差不多。

父亲节似乎远不如母亲节那么重要，没有孩子给父亲送礼物。但是，美国的父亲仍然认为他们的命运比许多其它国家的父亲强得多，因为那些国家的父亲们连个名义上的节日都没有.

四、父亲节习俗

在父亲节这天，人们选择特定的鲜花来表示对父亲的敬意。人们采纳了多德夫人伯建议，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对故去的父亲表示悼念。后来在温哥华，人们选择了佩戴白丁香，宾夕法尼亚人用蒲公英向父亲表示致意。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花。父亲节在全美国作为节日确定下来，比母亲节经过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建立父亲节的想法很得人心，所以商人和制造商开始看到商机。他们不仅鼓励做儿女的给父亲寄贺卡，而且鼓动他们买领带、袜子之类的小礼品送给父亲，以表达对父亲的敬重。
另外，在父亲节的那一顿早餐是由子女们做的，父母早上不必早起，可以继续睡，子女们做好早餐很拿到床前给父母亲用。

五、父亲节的花

※玫瑰
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花。
通常也有以送黄色玫瑰花为主，有的国家把黄色视为男性的颜色。

※太阳花
有的国家流行父亲节送太阳花，寓意父亲像伟大的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寓意在父亲的关爱下，子女才得以茁壮成长。此太阳花可以是向日葵，也可以是扶郎花。

※康乃馨
黄色的，象征慈祥、温馨、真挚，不求代价、永不褪色的爱。

※父爱如山---向日葵配剑叶
花语：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您的心胸，您额上的皱纹记载着坎坷，您的一生就是一首瑰丽的诗。

※灿烂时光---各色太阳花，绿叶适量
花语：青春是一颗星星眨着真诚的眼睛，青春是一个微笑，传递着流动的快乐，青春是一首歌，唱出了满怀的激情，青春是一首诗，写满了生活的喜怒哀乐。。。

※心灵的港湾---红色康乃馨、粉玫瑰，白百合，白紫罗兰高山羊齿绿叶搭配
花语：鲜花，渴望雨露的滋润，漂泊了太久，渴望怀抱，浪迹天涯，仍惦记着那温馨的港湾。

※幸福长久---红色康乃馨、粉色康乃馨，黄莺、绿叶
花语：祝您幸福长久，源远流长。

※热情洋溢---红色玫瑰，粉色香水百合，向日葵，绿叶、剑叶搭配
花语：生命中的太阳，让每天都信心满怀，充满希望，让热情伴远行，海角天涯！

六、父亲节相关

父亲的影响力
　　父亲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首先是父亲的人格。《三字经》中五代的窦燕山5个儿子都成了当朝官员，在当时是个成功父亲典型。他在做父亲以前曾经是个奸滑的商人，后来改过做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好人，这才有了成功培养5个儿子的佳话。从他的故事就可看出父亲的人格力量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其次，父亲影响力的大小还要看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最后，还要看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　
　
　　父亲的优点是心胸开阔，实践范围相对母亲要广泛一些，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较理智，看得长远。而且成熟的父亲应变能力也较强。所以我认为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主要是两个。一是建立良好的家风，二是做好家庭关系的导演。父亲不必像母亲那样事事都关心到，但是关键时候必须能够缓解家庭矛盾，减少冲突。为父之道，我觉得也讲究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

　　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还是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中国历史上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经济地位决定了父亲的地位比母亲高，再加上“严父慈母”的传统模式，造成了子女惧怕父亲，与父亲有心理距离感。即使是现在我们也经常听到母亲训斥孩子时说：“你再不听话，我回去告诉你爸！”
　　
　　不过这种情况在城市里正逐渐减少，相反在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父亲过分溺爱、纵容孩子的情况正逐渐增多。我在不久前用问卷形式对北京市961名初、高中生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表明父亲过分保护孩子的占33．9％，父亲过分干涉孩子的占30．4％，而大部分父亲对孩子的物质方面充分关心，对孩子精神上的关心则明显不足。　　

　　最怕孩子说我没用。在我们的采访调查中，爸爸和准爸爸们表示被孩子说成“没用、懦弱”是最不愿听到的字眼。　
　
　　40％的受访爸爸在孩子出生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最担心事业上无所作为，孩子长大后会认为自己没本事；34％的受访爸爸说孩子出生后，他们不再 “逞英雄”，遇事能躲就躲，因此最担心被孩子看见后，说自己懦弱、胆小；34％的受访爸爸和准爸爸最担心当着孩子的面夫妻争吵。

七、学会感恩，崇尚孝道

　　生命是一种幸运，生命是一种奇迹。生命在茫茫宇宙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却是父母赠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父母从孩子的生命诞生起，就期盼着他一生的精彩，为他忙碌，为他操劳。那是一种乐意的奉献，那是一种伟大的自觉，那是千万条爱河汇成的恩情之海。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谁能感受到，胎儿躁动时父亲幸福的抚摸？有谁能感受到，一朝分娩时母亲忍受的痛苦？当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时候，父母是满怀激动的欢笑；当襁褓中的婴儿不停地啼哭，父母表现最多的是耐心；当我们咿呀学语，叫出第一声“爸爸”、“妈妈”的时候，父母回赠我们的是无数的亲吻；当我们受到挫折或充满委屈时，父母的宽慰会及时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赋予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可以说，父母的关怀带给我们无尽的快乐，父母的慈爱伴随我们健康成长，父母是庇佑我们一生的“神”。

　　“百善孝为先。”父母无私的爱并不希图什么回报，但做子女的却不能忘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缺乏了孝敬父母的意愿和行动。当父母步入中年、逐渐衰老时，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当你把第一次亲手煎的鸡蛋端给父母品尝的时候，父母感觉是很香很香的；当你把一杯热茶端给下班归来疲惫不堪的父母时，父母喝起来是很甜很甜的；当你学会洗衣服、起床叠被、整理屋子时，父母会感觉到你长大了……孝敬父母是一种亲情，是一种爱，是一种美德，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音符，是天下所有子女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孝为德之本。”由孝敬父母衍生开去，就是博爱，就是学会爱他人，爱人民，爱祖国，爱人类。每个人出生在家乡故土，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成长，他都应该饮水思源、知恩图报，都应具有桑梓之情、赤子之心，长大后要报效家乡、报效祖国和人民。由孝道推衍开去，一个正直的人，还应该明白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扶贫济困，除恶扬善，让世界充满爱，让社会充满真诚、善良和美好，让人们都生活在温馨和谐的环境之中。这就是大忠大孝，这就是孝行天下，这就是“天下为公”。

八、父亲压力大家人多关心

　　“父爱如山”，我们又能为承受着如山压力的父亲做些什么呢？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记者带着众多读者对父亲身心健康的关爱，采访了一些医生以及专家，并呼吁大家关注父亲的心理健康，把满怀感恩的谢意作为送给父亲的礼物。

　　年轻父亲：
　　学会宽容完成角色转换
　　随着时间的推移，80后出生的“小皇帝”和“小公主”逐渐步入婚恋年龄，一不小心成为了孩子他爸他妈，从万千宠爱在一身到需要无怨无悔地付出，心理落差必然出现。心态决定一切！学会宽容和沟通最重要。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赵长江副主任医师说。他认为，80后的年轻人是在父母亲营造的良好环境中长大的，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很少。因此， 80后的夫妻应该学会换位思考，相互体量才能把家庭经营好。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虹桥认为，初为人父的男性，事业上多数处于奋斗阶段。这时候的父亲既有喜悦、也有困惑。
　　张虹桥说，由于经济的原因，小两口和各自的父母联系要紧密，还需要经常地向原家庭的亲友们求助，没有能够很好地和原来的家庭分离。家里的男人会在众多的关系和角色中不断地转换和调整，有些时候甚至会搞得自己焦头烂额。
　　此外，中国国际婚姻家庭协会执行讲师关舒俊也提醒初为人父者，养育孩子的责任是父母的，不是爷爷奶奶或者公公婆婆的，也不能把孩子的前程全部按照自己理想的样子去设计，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
　　专家支招：
　　换位思考相互理解
　　年轻的爸爸们可能需要承担很多的家务，占据个人的空间和影响休息，这时候妻子也应该多点体谅丈夫的心情，减少指责和埋怨，共同完成养护小生命的天职。
　　作为丈夫可以更主动地关心和爱护妻儿，营造良好的家庭气氛。两个人换位思考，抑制自身的不良情绪，就能顺理成章地度过角色转换这一关。

　　中年父亲：
　　身负多重压力更需体谅
　　张虹桥认为，随着小孩的长大，作为父亲的男人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选择去“搏杀”，在事业上投入的精力会大一些，和孩子的沟通相对会少一些。这一点往往会被家人责怪。
　　一个父亲的职责是维护家庭的安全和发展，和母亲相比，在家中停留的时间自然会相对少一些。但这并不能表明他的爱会少，如果没有他的工作，家庭的基本生存可能都会有问题。
　　人过中年，身体上都会有一些变化，身为父亲的男人，也自然会察觉到身上的冲劲已经有所减退，开始有点保守，顾虑有所增多。要学会接受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同时，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家庭里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养男孩怕学坏，养女孩怕被害。家长们总是有点‘杞人忧天’。”赵长江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喜欢在被监视下生活，父母与孩子之间是平等的，尊重孩子的父母也会在孩子的心目中成为良好的榜样，让他们学会尊重别人。
　　特别提醒的是，一些脾气不是很好的父亲，在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容易使用棍棒拳头来进行教育，但这样只会使孩子更加叛逆。这时候的孩子已经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家长需要提醒他们正确的人生方向，在生活上多点给予孩子关照。
　　专家支招：
　　家人应多体谅父亲的难处
　　爸爸在家庭里的责任重大，压力也很大。他们的压力主要是通过家人的体谅，妻子的体贴，子女成功的荣耀等来释放其压力，从心理上给予被体谅关心的温暖，也可以给到被依靠的成功感。
　　此时，我们要理解父亲对家庭所作的贡献，用感恩的心情对自己的父亲说一声谢谢，这样会更让自己的父亲感到满足。
　　张虹桥提醒家长，此时我们要信任自己的孩子，要他们去走自己的路，不要把孩子的一切背在自己身上，孩子的学习、婚恋、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是，情况不可能完全根据我们的意愿而发展。学会做孩子的朋友，就会更容易了解孩子的需要。

　　老年父亲：
　　精神孤独需要子女陪伴
　　据赵长江介绍，退休后的父亲由于身体各种器官的衰老和社会地位的转变，有一种脱离社会的感觉，感情上会变得敏感，形成所谓的“退休综合症”。
　　关舒俊也认为，当父亲年老后，父亲在家里的支柱地位就会被取缔，心理上很容易觉得自我价值感缺失。此时，子女应尽量抽时间陪伴父亲，让父亲把背负整个家庭的重担卸下来，转到享清福的状态。
　　“这时候孩子可以多关心父亲的健康、冷暖，多支持他们外出参加老年人的社区活动。” 赵长江说。
　　专家支招：
　　要自己寻找快乐
　　老年父亲已经没必要担心成年孩子的生活，应该多做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例如上老年大学，不但可以过上老年人的集体生活，还可以让身体的各个器官活动起来，减缓衰老的速度。

九、父爱的名言
    父爱是一缕阳光，让你的心灵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到温暖如春；父爱是一泓清泉，让你的情感即使蒙上岁月的风尘依然纯洁明净。
    父爱同母爱一样的无私，他不求回报；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寓于无形之中的一种感情，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
    拥有思想的瞬间，是幸福的；拥有感受的快意，是幸福的；拥有父爱也是幸福的。
    父爱如伞,为你遮风挡雨;父爱如雨,为你濯洗心灵;父爱如路,伴你走完人生。
    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
    父爱,如大海般深沉而宽广。
    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
    父爱是水 ————高尔基
    父之美德，儿之遗产。字严

以宽容之心看待幸灾乐祸

孤獨的夜行人 — Wed, 28 May 2008 01:36:34 +0800

　灾难面前，对于冷嘲热讽甚至落井下石，我们不必愤怒。听见了，看到了，了解了，这就足够了
　　四川大地震，令人间大爱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得以凸显。日本民众涌动的捐款热潮，秘鲁举国哀悼的动人画面，都让
我们感受到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最先从东边的邻国那里传来。在韩国政府和多数民众纷纷以不同方式支援中国的同时，
韩国网络上却充满了幸灾乐祸。一些韩国网民扬言“取消奥运会”，还有人甚至称“地震是对中国的惩罚”。这种丑陋的
言论很快传到国内，中国网友对此自然气愤难平。其实，对于这些刺耳的声音，我们本不必过于在意。
　　灾难是检验朋友的镜子
　　虽然不能指望一次关怀和救助就可以化敌为友，但至少日本救援队、医疗队和日本政府、民间的善意，让我们发现
了日本人平时被忽略的一面，即在人类共同的自然灾难面前，人性迸发的光辉可以暂时超越一切恩怨情仇。
　　灾难未必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但却是检视朋友最好的一面镜子。韩国网民这一次的落井下石，无异于在中国人背后
捅了一刀，虽然这或许不能代表韩国全部民众的态度，但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韩国民间对中国友好的成色。联想到之
前奥运圣火传递时韩国一些媒体和民众有意放大中国留学生护圣火的报道方式和态度，更让我们知道，中韩民间友好
交往或许还需要经历更多时间的考验。
　　我们应该谢谢他们的提醒，因为他们让我们看清了前方的路并非坦途。
　　不必苛求他人同情
　　认清外界的另一种面孔，才能让我们更加清醒。这一次天灾过后，也让我们看到，并非所有人都真心盼望中国的强
大。
　　这样的例子几乎可以信手拈来。5月14日，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煞有介事地指责中国政府“把灾难变成公
关行动”，恶意中伤中国媒体对灾情的报道。法国《解放报》16日发表了标题为《算计》的评论，称中国积极赈灾和对外
国记者开放灾区是“一种算计”，因为可以改善自己形象。后者的评论连法国人也看不下去了，一个法国网友对此揶揄
道：当中国的一个面积像法国那么大的省遭受地震灾难的时候，您居然还没忘了政治上的算计！政治比穷人的命还重
要吗？
　　韩国网民的幸灾乐祸，以及西方少数媒体的恶意污蔑，在被中国媒体引进后，网络上的鞭挞声立刻不绝于耳。但我
们真的不必过于在意这些如苍蝇一般的嗡嗡鸣叫。不仅因为现在的愤怒有些不合时宜(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关心灾区的
同胞)，更在于对这些冷嘲热讽或落井下石，我们听见了，我们看到了，我们了解了，这就足够了。
　　我们从来都不企望别人的同情，因为同情若非发自内心，不过是伪善的稻草，所带给我们的伤害甚至比沉默更加可
怕。没有诚意的问候不如没有问候。
　　自力更生永远不会过时
　　不必在意那些带有敌意的言论，还因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力量。
　　我们诚意地接受国际社会的雪中送炭，感谢他们无私伸出的援助之手，但对于抗震救灾的庞大工程来说，中国人民
自己的力量仍是最关键最直接的力量。刚刚访华的新加坡外长杨荣文也表示，中国的救灾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自力更生是鼓舞中国几代人的口号，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敞开了胸怀接纳世界不同的文化，但自力更
生并没有过时，因为它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此次灾难面前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诠释。5月19日下
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千民众在默哀三分钟后高喊“中国加油”的口号，喊出了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最强音。这股
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才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中流砥柱。
　　所以，对于国外少数人的刺耳鸣叫，就由它去吧，我们只要做好自己，也只需做好自己。

    2008-5-27 10:13:29? ?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母爱无边一张激活人性的照片

孤獨的夜行人 — Fri, 23 May 2008 22:36:00 +0800

看了这张图片,我哽咽了.伟大的母爱.值得任何人尊重！

查看原图

汶川地震也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抢救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死的，透过那一堆废墟的的间隙可以看到她死亡的姿势，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有些象古人行跪拜礼，只是身体被压的变形了，看上去有些诡异。救援人员从废墟的空隙伸手进去确认了她已经死亡，又在冲着废墟喊了几声，用撬棍在在砖头上敲了几下，里面没有任何回应。当人群走到下一个建筑物的时候，救援队长忽然往回跑，边跑变喊“快过来”。他又来到她的尸体前，费力的把手伸进女人的身子底下摸索，他摸了几下高声的喊“有人，有个孩子，还活着”。经过一番努力，人们小心的把挡着她的废墟清理开，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3、4个月大，因为母亲身体庇护着，他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他还安静的睡着，他熟睡的脸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很温暖。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被子准备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的看了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却在这一刻落泪 !

风雨街头, 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老人

孤獨的夜行人 — Fri, 23 May 2008 22:25:16 +0800

今天，风雨中的纽约街头，我遇见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78岁的老人--- 伍语生老先生。恕我孤陋寡闻，在遇见他之前，我并不知道纽约有这样一位知名爱国学者---纽约南开校友会会长伍语生。

    当我第一眼看见站立在街头，风雨中拄着拐杖，手提募捐箱的这位老人时，我震惊了！我知道这是一位不寻常的老人。

    当我第一次听着他用已经极度沙哑的英语和国语向每一位经过身边的路上行人介绍四川灾情，请求为救灾捐款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当我第一次握着老先生冰凉因而有些颤抖的手....今天，我再次落泪......

    恕我笔拙，我无法用更恰当，更生动的语言来描述当时我内心的感动，和心灵的震撼！

    伍老先生在街头的捐款活动并不是个人的，他是参加四川同乡会的义捐活动.

    看看这些照片吧，能不感动吗？

风雨挡不住老先生的一片爱心

查看原图
老人的步履并不轻松

查看原图
原来老先生有些站不住了，我上前帮着拿了把椅子给他

查看原图
老人的手一直伸得很远

查看原图
每一次老人都尽可能地伸得更远

查看原图
这小小的一个动作，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心体会

查看原图
老先生用英文向过路的其他族裔宣传，很有效果

查看原图
不放弃，每一位经过的行人

查看原图
看着他有些不太灵活，有点哆擞的手，我的泪流了下来

查看原图
他已经在街头站了很多个小时了，花旗面包店老板娘亲自送来了点心和热茶，尊敬的老人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当街吃着点心，老爷子真是饿了，吃的有点急

查看原图
顾不得歇息，老先生又忙开了

查看原图
不会忘记这样一双手

查看原图

查看原图

查看原图
为中国灾民捐款

查看原图
看见车窗内关注得眼神了吗

查看原图
在我的眼里，他的身影变得愈来愈高大

查看原图
离开时，已是下午5点半过了，看着虽然疲惫，但依然抖擞精神的老人，我情不自禁地向伍老鞠了一躬......又鞠一躬......

查看原图
以下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一些关于伍语生先生的资料：

    伍语生先生, 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农学院教生物化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且喜爱古典文学，吟诗填词，倜傥不群，不善于收敛和自我保护，因而政治上一直受着歧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在“红色恐怖”中多次遭受毒打，差点送命，后来又发配农村监督劳动。

   1980 年他携家去了美国，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并积极参加爱国政治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多次面对面同台独份子和份子说理斗争，多次带头并动员侨胞捐献支援祖国抗洪和办学。他被选为纽约南开同学会会长，曾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最近他回到母校，探望老友，并发表讲演，泰然面对曾经整过他甚至打过他的人，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坦荡胸怀。

   就在昨天，纽约法拉盛为灾区募捐现场，遭遇街对面没人性的轮子造谣生事，78岁高龄的老人一直站着，跟大家一起高呼，把轮子们骂得狗血头。

   听说伍老先生已经为赈灾募捐来了好多天了，今天是星期天，他一早就把全家都带来了。

   伍老, 我再给您鞠个躬......

让这一刻在记忆中永存

孤獨的夜行人 — Fri, 23 May 2008 22:17:48 +0800

国务院公告：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新华网北京5月18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报道，国务院今天发布公告宣布，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国务院公告：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国旗，从旗杆上缓缓下滑
今天，让我们把头低下
默哀，为我们遇难的同胞
泪水，任凭它自由挥洒

哀悼，那些护佑学生的老师
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着重压
哀悼，那些稚气满脸的孩子
他们，是没等开放就凋零的花

哀悼，那些救灾牺牲的勇士
他们，提前付出了毕生的年华
哀悼，那些遭遇不幸的群众
他们，从此再看不到自己的家

默哀，为我们遇难的同胞
泪水，任凭它自由挥洒
国旗，从旗杆上缓缓下滑
今天，让我们把头低下

............

总指挥温家宝辗转余震中：让中国不“哭”

孤獨的夜行人 — Thu, 15 May 2008 10:28:14 +0800

　　　　下着雨,这个66岁的老人,头发、肩膀都是湿的。他来到受灾群众中,看到一个孩子张着嘴巴哭。他摸着孩子的脸蛋说:“不哭了,是不是肚子饿了?马上就会给你送吃的了!”

　　说着说着,老人哽咽了。

　　那个孩子停止了哭声,睁着眼泪汪汪的眼睛看着面前这个和蔼的老人。

　　66岁了,本可在家中儿孙欢绕膝下,颐享天年。

这个瘦削睿智的身影,动作适时迅疾,给中华民族迎难而上的勇气；这个慈祥的老人话语深沉有力,给全国人民鼓舞奋进的力量；

　　中央决定,总理温家宝任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受命前驱,地震发生后不到七个小时,他的脚印落在灾情最严重的角落。　　

　　从成都机场直奔都江堰市,余震不断,温家宝披星戴月,冒雨前行,赶到聚源中学废墟现场。这个令人悲恸的夜晚,总理弓着身子,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双眼湿润。近两个小时,他滴水未进,婉拒工作人员递来的饼干,忘记头顶需要雨伞的擎盖,兀自朝着灾情最严重、灾民最困顿的地方走去。

　　昨天上午,在都江堰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温家宝习惯性地皱下眉头,张开紧抿的干涩嘴唇:“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他果断有力地说,“你们(部队)今晚12点以前必须开出一条通往汶川的路来!”

　　来到都江堰新建小学,当总理看到抢险人员正在解救两名被困在废墟下的孩子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

　　大雨与泪水冲刷着人心。

　　紧接着,温家宝又赶到了德阳。他一次次地走进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仔细察看,一次次发出坚定的声音:“时间就是生命!全力以赴抓紧时间救人!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　　

　　衙前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那个泪汪汪的孩子似乎在用眼神向总理传递着什么——中国不“哭”。周遭的风声雨声嘈杂声也仿佛适时地戛然而止,湮没在黑夜的光明里……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记者　胡键　实习生　张林

新劳动法效力几何？

孤獨的夜行人 — Wed, 30 Apr 2008 01:54:03 +0800

　新劳动法效力几何？ 
                                                                                                                              
 　　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是为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而制定。针对新法如何更有力地保障中国劳工，以及为什么说中国不是世界上劳动权益最差的地 
 方等问题，《新闻周刊》的乔纳森·亚当斯，采访了华盛顿特区公平劳动协会总裁兼CEO奥勒特先生。                                                             
 　　撇开共产主义理想不谈，目前的中国还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完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国家。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正是为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而制   
 定。                                                                                                                                                 
 　　不过，这部法律却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公司抱怨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抬高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一些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因为大陆的生产成本变   
 高，眼见利润率压缩至极限。                                                                                                                           
 　　这部倾向于劳动者的法律也引起了全球许多劳工组织的关注。毕竟，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成为全球化中许多问题的焦点和不安全感的源头。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也增加了很多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同时在生产链的高端和低端创 
 造过这么多工作岗位。从基本的装配工作到上层的工业管理和服务，中国正在创造世界性的规范和行业标准。不论是在富裕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国家，几乎全世界每一个缝 
 隙和角落里的劳动者都已经感受到中国的影响。                                                                                                           
 　　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平劳动协会总裁兼CEO奥勒特·范·荷登近日访问了中国，他第一个了看到了新法的影响。针对新法如何更有力地保障中国劳工，以及为什么  
 说中国不是世界上劳动权益最差的地方等问题，《新闻周刊》的乔纳森·亚当斯对奥勒特先生进行了采访。                                                        
 　　《新闻周刊》：为这部新法的通过，像您这样的外国劳工人权团体向中国施加了多大的压力？                                                               
 　　奥勒特·范·荷登：坦率地说，很少。显然，中国政府已开始注意全世界对中国劳工权益保障状况的看法，但我个人觉得，制定该法令的动机几乎都是来自国内。政府 
 看到了明显的不满和不安的迹象，比如矿山和建筑工地这几年越来越备受关注。                                                                               
 　　正是城乡之间、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国内和出口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以及明显的非法雇佣工人情况，使这种不满日益加剧。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不安定的来源。中 
 国政府刚刚意识到这种不安定是自己无法负担的，于是，他们决定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后来发现，原因就是劳动合同缺失。                                   
 　　《新闻周刊》：企业都在抱怨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40%。                                                                                            
 　　奥勒特·范·荷登：劳动力成本并没有提高这么多。成本的增长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因为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也在不断上升，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多年。当然，现在 
 企业必须签下许多工人，为提高福利而减少工资。但这将会形成一个更为稳定和高效的工作环境。以前，一些地方每年的员工流动率大约是百分之百，我们很难估计那些 
 培训新人的花销到底有多大。长久以来，各家公司都在为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力而大出血。                                                                       
 　　《新闻周刊》：您接触过的那些设在中国的公司作何反应？                                                                                             
 　　奥勒特·范·荷登：我当然听到很多关于成本越来越高的抱怨，比如政府把高额的社会成本加在了企业身上什么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多承担一些社会保障。我不认为 
 单单一部法律就能带来40%的成本增长。                                                                                                                  
 　　但毫无疑问，这个成本压力是巨大的，并且有连带作用。对于低成本的组装业务公司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撤出中国，这是肯定的。但我想，中国政府不会在 
 意的，他们想要推进高附加值的生产模式，不想再依靠低成本装配。他们希望看到企业朝产业链的高端发展。                                                     
 　　《新闻周刊》：中国有很多法律只是流于形式而并没有执行。你觉得新的《劳动合同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国的劳工标准？                                 
 　　奥勒特·范·荷登：没错，实施和执行一向是中国劳动法最薄弱的一环，但我们从未发现，中国有哪项法令引起了全社会这么大的关注，甚至连工厂工人都在讨论它。 
 　　还有一点，新法不依赖外部执法。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就会有各种渠道向劳动者开放，包括劳动部门、劳动法庭，或其他申诉机制等。所以，这确实是一种解决的途 
 径。                                                                                                                                                 
 　　正如政府所说：“我们将会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订立合适的合同，并且给予劳动者执行合同的能力。”这种效果立竿见影。有用人单位对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感到 
 恐慌，因此，他们试图裁员或者选择雇佣外包工人。工人们为此罢工，表示“不会接受这种事”。                                                                 
 　　比如拥有一个巨型纸业公司的中国著名女富豪张茵，想雇佣外包警卫员和保洁员，但不签用工合同，结果遭到了员工罢工抗议。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中国政府想 
 借此告诉大家：即便是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女企业家，也不能回避这项法令。                                                                                 
 　　《新闻周刊》：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您现在是否转向关注其他地方的劳工标准，比如越南？                                                         
 　　奥勒特·范·荷登：我们一直期望各国都有平等的劳工待遇。统计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平均每个工厂有17―18件非法案件。这些独立审计告诉我们，这些工厂里  
 正在发生什么事。在南亚，平均一个工厂有37件非法案件，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是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国其实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大约是15件或16 
 件。                                                                                                                                                 
 　　《新闻周刊》：您对中国降低这个数字有多乐观？                                                                                                     
 　　奥勒特·范·荷登：我很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很多人对这一法律很关注。我认为，工厂必须引进新的管理体系，以使这项法令能够得到切实执行。现在有很多 
 地方还没有这样的体系，企业还需要时间去适应它。                                                                                                       
 　　作者：Jonathan Adams                                                                                                                             
 　　出处：《新闻周刊》2008年2月14日                                                                                                                  
 　　编译：段醒予  
                                                                                                                                   
 　　小”工会之上的“大”法律                                                                                                                            
 　　――华生解读《劳动合同法》争议                                                                                                                     
 　　本刊记者  段醒予                                                                                                                                 
 　　“自由派说，应该让工人和资本家自己去博弈。但中国的国情是，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空间很小，没有自由罢工的权利，他们的手脚被捆住了。所以，在劳资关系    
 中，劳动者的利益比较容易受到侵害。也正是这样，《劳动合同法》中才会有潜在的、倾向劳动者的一面。”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社科院、东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不对题的争议                                                                                                                                   
 　　《财经文摘》：《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不管是资方、媒体还是学界，都有许多声音批评其过于偏向劳方，或者超越了中国国情。您 
 怎么看？                                                                                                                                             
 　　华生：现在大家争议的，基本都不是《劳动合同法》的内容，而是1994年《劳动法》的问题。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加班要付3倍工资、必须要上保险等，都是《劳  
 动法》早已规定了的内容。《劳动合同法》中有些条款的规定，甚至是一个字都没改，从原文照抄过来。                                                         
 　　因为《劳动合同法》只规定合同，所以，很多条文从《劳动法》中抄过来以后，反而还放宽了。比如，《劳动法》规定加班要付3倍工资，可《劳动合同法》只说加  
 班要付加班费，并没有规定具体数额；《劳动法》对加班时长做了具体规定，《劳动合同法》也没有提到。所以，现在大家拿起《劳动合同法》猛批，实际上有点文不对 
 题。                                                                                                                                                 
 　　如果有意见，应该是对《劳动法》有意见；如果要说超越了国情，那应该是1994年的《劳动法》超越了国情。现在已经过了14年，中国国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 
 么能说《劳动合同法》反而超前了呢？很多出来批评《劳动合同法》的人，恐怕根本就没有看过《劳动法》。                                                     
 　　《财经文摘》：那么，这一次的争议反映出什么问题？                                                                                                 
 　　华生：第一，时代进步了，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了。过去有《劳动法》，可是规定什么没人在意，很多人也不执行。而现在法制观念增强了，大家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了。尽管是从《劳动法》抄来的，但是一研究，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不胜任工作的员工可以解雇，但是谁来规定不胜任呢？既然很难找到人证明他不胜任，所以有人说，这就是“铁饭碗”。一条完全从《劳动法》抄来的规定，十 
 几年来都按此做，现在却成问题了。这其实说明，人们的法制观念比以前增强了。                                                                             
 　　第二，客观地说，它反映了资本力量的强大。14年前的时候，资本没有多大力量，也没有什么声音。民营企业还很弱小，能给个生存地位就不错了，国有企业那时也 
 没有搞上市或者资本化。                                                                                                                               
 　　然而现在，从那些在“两会”上、媒体上批评劳动法的资方人士，以及替他们说话的知识界的精英，就可以看出，资本力量是绝对地强大了。这些年来劳资关系失衡非 
 常明显，资本力量强大了以后，自然会要求经济权利，要求政治权利。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                                                                 
 　　第三，它反映了法律条文规定本身有含糊的地方。过去的含糊条款，大家都不在意，现在法制观念增强了，社会进步了，再含糊就不行了。                       
 　　比如，《劳动合同法》里，规定了十几种可以解雇的情况，其实只要有一条成立，就没有“铁饭碗”了。其中一条是：当职工不胜任职位的时候，经过调换或培训，仍 
 然不能胜任的，可以解聘。按照常理来说，胜任不胜任，肯定是领导对下级的评价。也就是老板觉得你不胜任，就可以炒你鱿鱼。如果司法解释这么解释，那其他可以解 
 雇的条款我看都不用了。但是如果司法解释说，必须本人承认不能胜任才能解雇，那就等于不能解雇。不能胜任究竟谁说了算？法律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随着社会进步，个人权利意识增强，有一些过去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条款，或者比较含糊但大家不在意的，现在都必须做明确的司法解释。这样才可以减少争议和诉 
 讼的成本。                                                                                                                                           
 　　《财经文摘》：那么这些所谓“含糊”的地方，是立法者当时没有意识到，还是或多或少有意为之呢？您怎么看？                                               
 　　华生：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有。一方面，《劳动法》已经公布14年，谁能想到现在抄过来会突然抄出争议和疑义呢？我觉得这不能苛求立法者。要说是故意，有些故意 
 也是14年前的故意。                                                                                                                                   
 　　另一方面，立法专家和机构可能确实觉得现在劳资关系严重失衡，因此在一些地方表达得含糊点，以便进行劳动仲裁时，劳动部门能做出更有利于劳工的裁定。是不 
 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看起来也是有的。但这一点肯定是不对的，时代进步了，法律就是要很清楚，不能含糊其辞。                                             
 　　“大”法律“小”工会                                                                                                                                 
 　　《财经文摘》：《劳动合同法》更倾向于劳动者，是否与中国工会的作用缺失有关？                                                                       
 　　华生：这是中国劳资关系失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自由派说，应该让工人和资本家自己去博弈。但中国的国情是，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空间很小，没有自由罢工的权 
 利，他们的手脚被捆住了。所以，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利益比较容易受到侵害。也正是这样，《劳动合同法》中才会有潜在的、倾向劳动者的一面。这种法律偏向， 
 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在内。                                                                                                                               
 　　但是话分两头讲，工会的问题是更大的政治改革问题，不是《劳动合同法》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保护劳工权益，在中国特别重要。 
 　　《财经文摘》：但是工会力量不足，会不会影响《劳动合同法》的实际效力呢？就像毛寿龙先生所说的，中国可能还需要10万名“劳动法警察”。                   
 　　华生：随着保护劳工的法律加强，工会和劳动保障部门也可以部分地起到工人组织和工人利益代表的作用，而且现在这作用越来越大。                           
 　　实际上，这次《劳动合同法》最大的变化，不是条款更严格，而是加强了执法力度，加强了威慑力。过去的《劳动法》也规定，用工要签合同、要给劳动者上保险。 
 但是没有规定不签合同、不上保险怎么样。                                                                                                               
 　　《劳动合同法》则明确规定，如果不签合同，视同已经签了合同，并且要付双倍工资。这次《劳动合同法》会引起这么大反响，也是因为它的惩罚条款比较多。因此 
 其出台以后，我们看到，合同签订率已经大幅上升。                                                                                                       
 　　中国的全国总工会作为一种官方组织形式，肯定是既有做得过头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要看到，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在推动《劳动合同法》通过 
 的方面，他们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承受了来自资方的很大压力。                                                                                         
 　　对于工会的力量，也不应该太理想化。从全世界范围看，工会的作用也不都是绝对的。一方面，工会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可以自由组织工会未必就会有 
 强大的工会。因为工人是分散的，利益是不同的，也是可以被收买的。所以，对这一点不能理想化。                                                             
 　　对企业影响有限                                                                                                                                   
 　　《财经文摘》：有报道说，《劳动合同法》实行后，一些外企受其影响已经开始大规模撤资。您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外企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华生：客观地讲，真正的跨国公司还是比较规范和守法的。只要中国政府规定了的，他们都做得比较好。做得比较差的，是台商、港商、韩商这些中小外资企业。超 
 常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工作条件、不安全的劳动环境、不上劳动保险，基本都出现在这一类企业中。                                                             
 　　对于规模较大的西方跨国公司来说，因为本身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所以，《劳动合同法》实行以后，他们增加的成本是有限的。                             
 　　韩商的大规模撤离是去年，那时新法还没有实行。《劳动合同法》才出台两三个月，就算有反应，也不会这么快。所谓撤离，实际上，是受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短   
 缺、生产、环境包括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导致的。                                                                                             
 　　《财经文摘》：有观点认为，劳动者现在是弱势群体，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也是弱势群体，《劳动合同法》则可能成为压倒许多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您怎么   
 看？                                                                                                                                                 
 　　华生：弱势群体很多，但是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说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都要区别对待，那就成了“法律面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其实，这里提的是不同问题。就业困难，我们可以有《就业促进法》；中小企业重要，我们可以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不能说，因为是中小企业，所以不执行 
 税法，或者不执行劳动法。                                                                                                                             
 　　再具体说来，什么是中小企业？怎么定义中小企业？如果按照员工人数来算，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如核电站，可能只有几个人，但你不能说它小；制鞋厂、服装厂可 
 能有几千名员工，你也不能说它大。根据利润大小来分，可能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最后还是亏损的。                                                             
 　　中小企业这个概念很糟糕，因为无法定义它。照顾人数还是照顾资产或是利润？没有定论。                                                                 
 　　《财经文摘》：有学者说，国家要“割肉补疮”，应该到“超额利益所得者”那里去割“肉”，不应该割普通经营者的“肉”。您怎么看？                               
 　　华生：社会中确实存在超额利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有企业垄断，但它毕竟是国企，其资产都是国家的。它们的税收分红，包括石油的暴利税收几百亿，都交给 
 国家了。国家减免农业税、提高低保，也可以说，超额利润都已经用到这里了。                                                                               
 　　当然，确实还有使用不当或者流失的，但这是怎么加强法制的问题。还有一些超额利润所得者，像小煤窑主这样的，他们破坏环境、虐待工人。这个问题也只有靠加 
 强法制建设来解决，不能直接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跟《劳动合同法》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要求财政部门把收来的税发给企业，全世界都是企业给雇员上保险。     
 　　低端劳动者受益                                                                                                                                   
 　　《财经文摘》：中国现阶段还存在着大量劳动力剩余。很多人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可能会使中国的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您怎么看？                   
 　　华生：说中国存在大量劳动剩余，必须有的放矢。实际上，现在就业最困难的，是刚毕业的大学专科、本科毕业生和部分城镇就业人员。我们看到的就业困难，基本 
 上都集中在这一部分劳动终端上。                                                                                                                       
 　　低端劳动力现在不是就业困难，而是十分紧缺。“民工荒”已经延续多年。低端劳动力的待遇正不断上升，但直到最近都是依然紧缺。而《劳动合同法》保护的正是低 
 端劳动者，对中高端劳动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财经文摘》：可是也有观点说，《劳动合同法》中备受争议的无固定期限合同等条款，实际上保护的是工作原本就比较稳定的中高端劳动者。一般低端劳动者的工 
 作流动性很大，不太可能达到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                                                                                                 
 　　华生：劳动合同的时间长短和劳动者高端低端关系不大。如果雇主想要回避无固定期限合同，其实十分容易。比如第一次签2年，第二次签7年，然后就不签了，这样 
 也满足不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中高端劳动的工资一般也相对较高，雇主降低薪酬，不管是什么期限的合同，员工自己就会辞职。所以，不要夸大合同期限的作用和 
 意义。                                                                                                                                               
 　　当然这是指守法的情况，如果不按法律走，那签不签都无所谓，《劳动合同法》就“无影响”，那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了。                                     
 　　假定它有影响，他就要跟农民工签合同。签了以后，问题就在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城市里没有农民工的立足之地。农民工基本都是十几岁或 
 二十几岁出来打工，到30岁以前就要回家结婚。安家之后，40岁再出来，又没人要了。所以他工作时间比较短，也不稳定，说无固定期限合同对农民工没有多大意义也是 
 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是整个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问题，《劳动合同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实就是这样，核心问题居住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他没有稳定的住 
 所，没有家庭生活，他怎么可能一辈子在这里工作？这是我们城市化战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完全是为城里人考虑的，根本没有考虑农民工。                 
 　　其实，《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来说最大的压力是要给劳动者上劳动保险。过去很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大型国企都存在不给农民工、外地工上保险的情况。但 
 是上保险这个事不好直接说，所以很多人才拿无固定期限什么的来说事。其实这才是本质

新劳动法：灾难还是福音

孤獨的夜行人 — Wed, 30 Apr 2008 01:52:05 +0800

 2008-4-28 17:51:09    来源：财经文摘                                                                                                                                                                                                                                                                                                                                                     
                                                                                                                                                                                                                                                                                                  
 　　在中国，从未有一部法律诞生得如此艰难。                                                                                                           
 　　从2004年启动，到2007年6月正式通过，《劳动合同法》反反复复碰撞了近3年。在2005年12月24日草案首次提交审议之后一个月，社会反馈意见即达19万条之       
 多，《物权法》所创下的1万条的纪录，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打破。                                                                                          
 　　即便在艰难问世之后，来自各方的强烈反馈也仍然余波未了。资方及其代言人的愤怒叫骂充斥着媒体，“两会”期间某些代表顺势提出的种种修改提案，也显得格外顺 
 理成章。一时间，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变成了“推高失业率”、“压垮中小企业”、“吓退外资公司”，甚至“搞垮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然而，这些声讨《劳动合同法》的“檄文”却好像刻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1990年到2005年，中国GDP中，营业余额所占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但同期劳动者报酬  
 占GDP比例从53.4%降到41.4%；过去10年广东省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只增长了60多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执法  
 检查中发现，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北京有超过90%的农民工处于非法用工状态，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得到 
 工伤保险基金的保障‰‰                                                                                                                                 
 　　面对这样的现实鸿沟，面对中国屡屡遭遇的人权谴责，《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些微倾向真的过分了吗？或许，正如华生教授所说，中国“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空  
 间很小，没有自由罢工的权利，他们的手脚被捆住了‰‰也正是这样，《劳动合同法》中才会有潜在的、倾向劳动者的一面”。                                        
 　　这部新法显然无法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新法的实施也必将伴随着不可避免的阵痛。但它让中国的每一名劳动者看到了政府的决心，更光明的未来。               
 　　中国劳动者权益迈入新纪元                                                                                                                         
 　　1994年的《劳动法》在实施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而这些问题正是新法希望弥补的重点。                                                                     
 　　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糟糕的工作环境和超低劳动报酬所引发的劳资纠纷案数量也迅速上升，政府开始担心出现社会动荡，于是决定出台一部法律来保护劳动 
 者的利益。                                                                                                                                           
 　　1994年，中国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曾经出台过一部《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和公司之间的个人合同。此后不久，又出台了允许某些行业经工会协商后订立集体合 
 同的法律。2007年6月通过的《劳动合同法》，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之上。这部法律已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旧版《劳动法》的问题                                                                                                                             
 　　1994年的《劳动法》在实施中遇到了三大难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新法希望弥补的重点。                                                                     
 　　首先，在旧法的框架下，劳动合同应该规定工资、基本工作时长，以及雇佣期限。然而，实际上，约有80%的公司都存在不与雇员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            
 　　上海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劳动合同法》起草顾问刘琛(音)认为：“合同的缺失将劳动者推到了地狱的边缘。当他们被解雇的时候，得不到应有的违约金；即使是  
 工伤，也得不到医疗保障；雇主也不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                                                                                                
 　　即使雇主与雇员签订合同，通常也是短期的劳动合同。对此，刘琛表示：“为了避免法律义务，雇主不愿与雇员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并且许多合同只规定雇员的责任  
 和雇主的义务。一些劳动合同甚至规定，即使是工伤，雇主对雇员的伤病甚至死亡也都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最低工资制度缺乏强制性，工资经常不能及时发放，或者根本不发。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参加调查的雇员中，有12.7%的雇员工资低于国家规定的  
 最低工资；有7.8%的雇员不能及时领取报酬，或者根本没有报酬，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2184元。许多私营企业不给员工上保险。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表明，2004年，雇 
 主拖欠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第三个问题是，超时、超强度工作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在不断上升，很多雇主都对超时用工习以为常。大量企业要求员工超时工作，并且不支付加 
 班费。                                                                                                                                               
 　　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42%的雇员存在超时工作的情况。一些企业的工人甚至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还有一些公司把“正常劳动时间”定为10-14小时，工作时长没有  
 超出“正常劳动时间”就不付加班费。很多企业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工作事故常有发生，职业病十分普遍。                                                       
 　　中国的社会保险覆盖率非常低，拖欠保费的情况很常见。并且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劳资纠纷的解决也缺乏效力。                                           
 　　新法的贡献                                                                                                                                       
 　　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是参考欧洲模式的劳动法订立的，与美国法律不同。美国法律的前提是，劳动者可以被随意雇佣(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在理由充分、理由不  
 充分，或者无理由的情况下被解雇)――除非个人或工会与雇主签订“原因”条款，或者适用于其他的公民权利法案。                                                  
 　　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原因”条款。试用期满后，雇主若要解雇雇员，必须给出正当、合法的理由。                                           
 　　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还规定了一些在美国可以自行协商的合同条款，比如试用期、违约金和解雇程序等。新法规定，劳动者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如果雇主在 
 雇佣行为实际发生30日之内未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则视同自动签订劳动合同，适用行业内普遍的用工报酬和工作条件。合同可以是个人签订，也可以是集体签订。这意味 
 着，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根据合同充分享受其应得的权利。                                                                                                 
 　　《劳动合同法》限制使用固定期限或短期合同。过去，雇主经常与劳动者签订短期“固定期限”合同，在每一期合同期满后再重新(或者不)签订。这使得劳动市场不稳 
 定性增加，且使工作安全性遭到了破坏。                                                                                                                 
 　　新法不鼓励固定期限合同，要求在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后，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雇员会自动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任何合同中的解雇条 
 件，都必须符合“原因”条款。                                                                                                                           
 　　同时，新法还规定了试用期长度标准。以前，雇员常常面临无理由的长时间试用，而新法规定，签订短期劳动合同前可以没有试用期，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 
 限合同前，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劳动合同法》对于试用期的雇佣条件和工资水平也做了相关规定。                                                      
 　　新法还规定了解雇和违约金条款。在解雇前，雇主必须先与雇员代表进行协商，并根据雇佣年限支付违约金。                                                 
 　　此外，新法规定了员工对公司制度和劳动制度的商议权。根据相关条文，公司应就健康和安全补偿以及休假等规章制度，与员工进行协商。                       
 　　新《劳动合同法》强调了工会的作用，鼓励用集体合同代替个人合同。在企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方面，给予了工会更大的空间，并且允许工会在广泛的地区和行业基础 
 上进行谈判。                                                                                                                                         
 　　对临时雇佣，新法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包括可以雇佣临时雇员的岗位、雇佣临时雇员的时限，以及他们的权益。                                               
 　　新颁布的法律规定了非竞争机制。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非竞争性条款对经济繁荣时期不断寻找更好工作的雇员，以及希望保护商业秘密的雇主都有好处。这一 
 规定在《劳动合同法》起草时经历了激烈的辩论。                                                                                                         
 　　新法对兼职工作进行了规定。根据相关条款，每天工作4小时以下，或一周工作24小时以下的员工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更严格的强制执行条款，也在新法中得到体现。其中增加了惩罚和强制执行条款，还针对执行劳动法不力的政府官员规定了处罚条款。                           
 　　出处：全球劳工战略组织《Why China Matters： Labor Righ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2008年4月                                                 
 　　编译：段醒予                                                                                                                                     
 　　新劳动法：跨国公司的小秘密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们称，全球化是提高工人权利和行业标准的一种方式。现在，这些公司却开始阻挠其所说的“工人权利”了。他们不但游说中国政府降 
 低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还威胁说，新法通过后可能会从中国撤资。                                                                                         
 　　人们在探讨中国对全球的影响时，常常忽略一个事实：跨国公司才是中国劳动市场的驱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后，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享受中国的低廉而又 
 富于弹性的劳动成本，并将此作为压低全球其他国家、甚至是中国国内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杠杆。而中国则敞开胸怀迎接这些跨国公司。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中国和这些 
 跨国公司建立了合作性的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希望以低廉的劳动价格，换取大量的外来投资。                                                                   
 　　然而，中国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已决心提高劳动者的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即使此举可能触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痛处。         
 　　在《劳动合同法》草案定案之前，中国政府破天荒地在社会上发起了一系列讨论，并收到了将近20万份回复。大部分回复来自普通的中国公民，但其中也有一些来自 
 欧美跨国公司和其游说小组，他们将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论，提高到了全球范畴。                                                                         
 　　随着新法实施，争论也开始日趋白热化。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们称，全球化是提高工人权利和行业标准的一种方式。现在，这些公司却开始阻挠其所说   
 的“工人权利”了。他们不但游说中国政府降低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还威胁说，新法通过后可能会从中国撤资。                                                   
 　　抵制连连                                                                                                                                         
 　　2007年，一项对中国43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公司认为，这部法律会给他们的经营带来“负面”或“非常负面”的影响。                                  
 　　上海美国商会发表了42页的批评，警告说，《劳动合同法》可能会“降低雇主在中国的用工机会”，并且“对中国的竞争力和外国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英国商会专家吴珂阳(音)博士表示：“英国人对中国感兴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人力成本，也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效率。如果政府对人力资源的弹性施加影响，企  
 业可能会向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转移。”                                                                                                              
 　　跨国公司侵略性的战术起到了效果。2006年12月，中国政府在《劳动合同法》的修订草案中，削弱或者完全删除了许多保护劳动者的重要措施。                   
 　　跨国公司立刻表示支持这些修改。中美贸易委员会称赞这份草案取得了“重大进步”，私人企业对于游说的结果也感到十分高兴。微软人力资源部总监斯考特·斯里皮  
 向《商业周刊》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投资，所以如果我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就总能找到听我们说话的人。”                                               
 　　栈道明修                                                                                                                                         
 　　但是，企业反对新法的高墙壁垒还没有完全竖起来。当媒体披露外国公司反对《劳动合同法》的游说之后，在中国经营的各家公司以及支持他们的机构团体之间，开 
 始产生各种分歧。他们中的一些开始退居幕后，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一些迹象中发现涌动的暗潮。                                                               
 　　比如，耐克公司迅速与中美商会划清了界线。他们在国际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工作者同盟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耐克对中国美国商会在中国《劳动法》改革中的立  
 场进行批判”。                                                                                                                                        
 　　中国欧盟商会的态度转变更为明显。开始，中国欧盟商会与中国美国商会一起严厉批评这一法律。为了避免公众的注意其早先的动向，中国欧盟商会在2006年12月8  
 日发表了一份声明，澄清道：“由于最近媒体非常关注中国欧盟商会在《劳动合同法》草案中的立场，商会特此声明我们的态度是支持立法的。商会相信，中国的劳动环  
 境亟待改进，并且坚定支持中国政府改善劳动环境的努力。”                                                                                                
 　　这份声明还表示：“中国欧盟商会支持草案中的条款。如果这部法案获得通过并且严格实施，那么中国的劳动环境将会获得极大的改善。我们坚信，《劳动合同法》  
 可以帮助中国公司改善工作状况。商会同时强调遵守现有法规，以及平等对待中国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的重要性”。                                                
 　　爱立信的动作也与耐克如出一辙。他们发表声明说：“爱立信支持中国政府为改进《劳动法》和规范劳动环境所做的努力。‰‰爱立信从未积极游说中国政府、阻挠立  
 法，也从未做出如果新法通过将从中国撤资的威胁。‰‰仅凭我们是中国欧盟商会的一员，不能说明我们支持每一项游说活动。”                                      
 　　不过，另一些公司明确表示反对这部法律。比如，通用电气表示，他们曾建议中国政府将这部法律修改得更为中立，“尤其应该对全球经济中的劳资关系予以完善”。 
 通用公司认为，其建议“表达了我们作为一个跨国公司雇主的观点，那就是，有弹性的劳资关系对锁定固定成本非常重要”。                                         
 　　英特尔公司同样采取了进攻性的姿态。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表示，非常“不同意这部法案中的一些条文”，例如增强工会在制定公司政策中的角色(去年，  
 英特尔公司曾被发现付给员工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并且强迫一些员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                                                                
 　　陈仓暗渡                                                                                                                                         
 　　许多像谷歌、沃尔玛、微软和UPS这样的公司认为，他们对贸易组织发起的游说活动没有责任，或者拒绝回应。谷歌的一名代表说：“我们属于很多大商会和工业联合 
 会，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同意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的每一种立场。”谷歌总是强调社会责任，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明确反对那些反劳工权利的组织。                
 　　在对劳动者权利问题的争议中，商会这样的机构值得多做研究。不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北京，各公司都隐藏在这样的代理机构背后，逃避任何可能的责任。是企业出   
 钱，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支持这些游说活动。但是，当中国美国商会这样的代理机构遭到道德指责的时候，这些公司就跳出来与其划清界线。                       
 　　当然，要让中国美国商会这样的机构每项决议都为所有成员知晓，甚至赞成，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像谷歌或者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如果知道其代理机构在做反对中 
 国劳工权益的事，他们当然有义务澄清自己的立场。                                                                                                       
 　　如果沉默，那就是默许。                                                                                                                           
 　　出处：全球劳工战略组织《Why China Matters： Labor Righ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2008年4月                                                 
 　　编译：段醒予                                                                                                                                     
 　　批评新劳动法毫无道理                                                                                                                             
 　　一部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不应被误读为通过施加额外责任，加重投资者的负担。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表示，制造业者不应该抱怨新《劳动合同法》造成中国生产成本上升，而且，那种认为这部法律有意造成额外成本，从而对那些 
 在中国的外国公司产生影响的观点，也纯属无稽之谈。                                                                                                     
 　　当然，对于《劳动法》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然而，孙宝树拒绝提议修改这部法案中的某些部分。                             
 　　张茵是中国著名女富豪，她的纸业公司雇员超过2000人。在人大会议上，她呼吁修改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中有关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款，将其替换为固定期限合 
 同。孙宝树回应说，雇员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不意味着就拿到了“铁饭碗”。当雇员不能胜任工作、违反公司规定，或者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雇主都可以予 
 以解雇。                                                                                                                                             
 　　新法案无端遭谴                                                                                                                                   
 　　中国被指责无视劳工权利由来已久。现在，他们为遏制这种现象而收紧了劳动法案，结果却遭到了批评！                                                     
 　　关于这一点，有两个说法。第一，随着中国发展和需求的增加，土地、劳动和原材料的价格，都会不可避免地上涨。这是自由市场体系的作用结果，这一点，大多数 
 外国投资者都会完全认同。                                                                                                                             
 　　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许多无德的外国投资者开始想办法抄近道。他们可能故意将薪金水平压到最低工资以下，也可能不给员工应有的福利待遇。在员 
 工生病或怀孕的时候将其解雇、或者拒绝支付工伤补偿的现象也十分常见。                                                                                   
 　　《劳动合同法》试图遏制这种现象，它做得完全正确。中国被指责无视劳工权利由来已久，现在，他们为遏制这种现象而收紧了劳动法案，结果却遭到了批评！     
 　　第二，还应该关注一下中国的某些工厂，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享受了10-15年宽松政策环境的工厂。现在，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挑战，他们张开口袋就能接钱的时光已  
 经不再。                                                                                                                                             
 　　许多行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业、高污染企业和不为国家财政贡献税金的企业，正被政府以各种手段进行规制。他们还能够生存，要感谢低廉的真实成本。这些企 
 业中，包括过去几年，公司收益率从15%跃升到25%的许多外国投资者。                                                                                       
 　　现在，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的规定越来越严格，《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让滥用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并不是不合理――无管制的工业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也不想 
 再鼓励某些行业继续存在。                                                                                                                             
 　　很多制造业公司面临着抉择。他们可以在中国国内重新部署，向更廉价的地区转移；也可以在其他的管制更少的国家重建工厂，比如印度或者越南；又或者，他们可 
 以关张大吉，然后带着银子走人。                                                                                                                       
 　　正与反的生存空间                                                                                                                                 
 　　这是一桩不合作就要吃苦头的生意。                                                                                                                 
 　　如果不遵守中国的《劳动法》，公司就不会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协力管理咨询公司拥有1700个在中国有投资的客户，没有一个客户认为自己的成本受到了新法的严重影响。因为，他们多年来都一直与员工签订合同，并且依法给予 
 员工应有的福利待遇。                                                                                                                                 
 　　但是，那些习惯付给员工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报酬，不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雇主，现在不得不收敛。这是一件好事。                           
 　　尚缺少细则                                                                                                                                       
 　　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但没有实施细则，很少有人能够真的重新与雇主订立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不意味着终身雇佣。无论如何，政府的意图和法律条款的措辞当中，明显有意留出了模糊之处。这在中国并不多见，尤其是翻译成英文的那一分微 
 妙。                                                                                                                                                 
 　　这一条款并不是要求终身雇佣某些员工，因为它有许多除外条款，这些条款必须被写入公司的雇佣手册(不是员工合同)中。这一条款很容易被律师所利用，如果劳资 
 双方对此理解不同，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争端。                                                                                                         
 　　就是说，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对这部法律中的某些条款做出司法解释，实施细则也应尽快出炉，以保障这部法律的有效执行。细则通常在实际法案出台数月 
 或一年后颁布。它规定了法律执行的具体方式和细节，是非常必要的。                                                                                       
 　　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的实施细则可能各不相同。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并且保留着各不相同的本土特色。省级管理机关比中央更理解这种差异，因此，他们 
 应该承担起制定实施细则的责任。                                                                                                                       
 　　例如每个省的人口数量不一样，人口结构也各不相同，那么强制缴纳的福利金就应该以区域为单位来制定。这些与《劳动合同法》密切相关的实施细则，是不能全国 
 统一的，所有细节应该由当地来制定。如果全中国的雇员都使用一份统一的劳动合同，那将会是低效率且不合理的。                                               
 　　发挥工会的作用                                                                                                                                   
 　　合同争议应该由工会、而不是由外部的法律顾问公司来解决。                                                                                           
 　　有报道说，中国的法律顾问公司代表中国雇员，以违反《劳动法》为由，联手向外国投资者索赔。这样的情操应该是出于律师精神，但是于事无补，而且很不实际。 
 　　首先，一个拥有很多员工的公司应该建立一个工会，然后由这个工会而不是外来的律师，与雇主协商解决劳资争端。工会的运作，从基层车间的层次一直延伸到人民 
 代表大会，负责调停和解决劳资争端。                                                                                                                   
 　　中国的雇员很少使用法律手段对抗雇主(尽管这一手段可能很具有威胁性)。劳资双方的合同争议几乎总是由工会解决。中国的法律顾问公司代表中国雇员联手向外国 
 投资者索赔，很可能会在一些不了解中国法律及其结构的外国律师那里碰钉子。                                                                               
 　　第二，雇员工资通常不多，其吸引力当然无法与企业这样实力雄厚的客户相媲美。在多方争端中，雇员可能无法支付巨额的费用。但是如果由工会解决，不论是雇   
 主(部分资助工会)还是工会(向其会员收取会费)都可以远离法庭和诉讼问题。                                                                                 
 　　出处：China Briefing news，2008年3月11日                                                                                                         
 　　编译：段醒予